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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，将建设数字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。数字经济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，更是一场生产、生活、治理方式的系统性重塑。数字经济时代，新类型的著作权成果不断涌现，犯罪的手段也呈现出很强的技术性、专业性、特殊性，司法适用面临很多疑难问题。本次论坛围绕“外挂”“私服”“深度链接”等新型技术手段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问题以及侵犯著作权犯罪中“违法所得”的认定问题，展开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，达成了诸多共识，研讨成果相当丰硕，较好地实现了预期目标。围绕讨论的内容，我谈三点体会。

一是直面时代挑战，推动刑事治理现代化。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犯罪呈现出犯罪场域的泛在性、侵权主体的平台化、危害行为的复杂性、社会危害的难以估量性等特征，为传统刑事治理格局带来新的挑战。数字经济的社会重塑，要求刑法的治理重塑。构建数字经济刑事法治框架和规则体系，发挥刑事法律的社会保护功能，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，也是提升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的时代课题。数字经济时代刑事治理现代化，要求刑事治理体系现代化，形成一套紧密相连、相互协调、行之有效的数字经济时代犯罪防治体制机制及法律法规安排；要求刑事治理能力现代化，顺应数字技术变革创新犯罪防治的模式与方法，形成一个由多方主体参与、多元社会调节机制综合发力的共治结构，增进全社会犯罪防治的实际效能；要求刑事治理理念现代化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实践中不时出现看似于法有据却引发公众质疑的案例，其中就与我们长期以来偏重法条解读、理念指引不足的研究范式和机械司法、就案办案的实践模式存在一定关系。如何强化对刑事司法实践的理念指引和价值指引，如何传承好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的优良传统，如何找准能动司法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切入点和着力点，实现三个效果相统一，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。

二是重塑刑法参与观，实现刑事一体协同推进。数字经济时代刑法学研究必须有更为宏观的一体化研究意识，既要发挥刑法的社会功能，做到治理“到位”，又要避免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，防止刑事“越位”，必须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重塑数字经济社会的刑法参与观。从刑法内在运行层面考虑，应以立体化思维区别刑法理念、刑事立法、刑事司法等不同维度的刑事法治，最大限度发挥刑法制定实施各环节各部门的作用，充分释放刑事治理效能。从刑法外在治理功能层面考虑，数字经济犯罪防治应坚持共治理念，充分发挥非刑事治理手段的作用，协同国家机关与数字经济企业、互联网平台以及网民等社会主体，形成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相结合，国家治理与社会参与相结合，事后惩罚与事前预防相结合，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相结合，国内法治与域外法治相结合的系统化治理模式。

三是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解决司法实务难题。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刑法学理论，也没有通用的刑法学“万能方案”，只有把刑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在实践中发现问题、研究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才能真正构建有用、管用的刑法学知识体系。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丰富多样的实践问题，这些问题既是刑法学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“源头活水”，也是刑法学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最终归宿。刑法学研究要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，重视案例研究工作，既要关注重大典型和具有规则创设价值的个案裁判，也要关注蕴含在类案中的规则经验。

聚焦解决司法实务问题，正是我们设立“实务刑法论坛”的初衷。中国刑法学研究会聚焦信息网络犯罪等疑难复杂问题，联合多地实务部门举办了五期“实务刑法论坛”。通过举办系列论坛，广泛团结了全国刑法理论界、实务界的同仁，引导大家关注实务问题，汇聚智慧，凝聚共识，发挥了很好的导向作用。从第一期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实务问题”，到第二期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实务问题”，第三期“网络盗刷司法实务问题”，第四期“虚拟财产刑事案件司法实务问题”，再到第五期“数字经济时代著作权刑事保护司法实务问题”，研讨内容理实并重，问题导向鲜明，积极回应实践需求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更高水平的理论创新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引发社会高度关注，充分展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命力。通过举办系列论坛，形成了一批成果，凝聚了很多共识，有的已经成为指导司法实践的共识，推动法律适用统一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与司法实务紧密结合，我们正在建立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、能够指导中国法治实践的刑法学研究范式，开创刑法学研究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局面，推动刑法学研究会成为联系和团结广大刑事法律工作者的桥梁纽带，引领繁荣刑法学研究、推动学术转型发展，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、实现新作为。“实务刑法论坛”要持续办下去，并且要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越办越好。论坛的成果要精选出版，假以时日，久久为功，形成一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。

当前，数字经济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，需要我们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战略机遇，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再上新的台阶。我相信，本次论坛的成果对于加强数字经济时代刑事法治保障、推动刑事治理现代化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(文章为作者在第五期“实务刑法论坛”数字经济时代著作权刑事保护司法实务研讨会上的总结讲话节选)